[⑥] 当前，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正在不断推进之中。
1995年时，乡镇企业就业量达1.29亿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6%（国家统计局，1996）。也是从1984年开始，政府赋予农民进城务工的权利，这使得进程农民工数量由1990年的1500万人剧增到2003年的9800万（国务院新闻办，2004）。
经过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亿万居民积聚了巨大的消费能力。（二）股市 我国股市还不够发达、不够完善，对申请上市的企业设置了诸多限制，绝大多数企业上市困难。其后果是整个经济杠杆率太高，一旦经济处于下行状态，企业还债压力陡增、财务费用高企。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绝大部分企业的股权资本比例太低，债务比例太高。社会上缺乏幼儿园、小学、医院，为什么不能允许民资进入这些领域呢？ 二、建设创新型经济需要进一步确权和保护产权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大体可分为追赶阶段和自主创新阶段。
5.吴敬琏（2016），在《2016第五届金融街论坛》上的演讲。银监会批准在重庆市筹建重庆富民银行，类别为民营银行。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几次被异族征服过，但很快就恢复为中华民族的中国。
秦始皇统一中国，全面贯彻郡县制，明确郡以俸君，县以牧民的行政原则，牧民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组织管理经济社会事务。中国向来喜欢以四大发明自诩，后来有学者指出，科举制度也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因为科举制度才催生了西方国家的文官选拔制度。（孙中山《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同时，也要思考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伯姆·巴维克（Boshm Bawerk 1851-1914）一百年前说过的话：在实际的社会政治领域中，由于技术上的理由，历史－统计方法无疑是比较好的，因此我会不假思索地宣布，在经济与社会事务上使用纯粹的抽象－演绎立法政策，对我以及他人来说，都是令人厌恶的。凭的是什么？凭的是中华民族深厚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创新能力。
官僚制便是以它的中央集权、令行禁止的特征来表现出其优势的。本文系《中国县制与县域经济》一书的前言，该书为国家教育部2011年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时期中国县制改革与县域经济科学发展的适应性研究》（项目编号：11YJAZH108）成果著作） 进入专题： 县域经济 。
我们要记着孙中山先生九十多年前的教导：权之根本，不应当以中央与地方为对象，而当以权之性质为对象，权之宜属于中央者，属中央可也，权之宜属于地方者，属地方可也。完成这一课题过程中，我总想起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前言中的一段话：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在历史意识中，中国是一个只需复原，而无须创建的既有国家。但工业化的欧洲国家只是学习了中国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并没有照搬中国的皇权至上制度。
县制直接影响和促进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地方行政体系建立，并成为世界上近现代国家的基本地方制度。必须强调：制度建设绝不是模仿或复制，但学习与借鉴却是必须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今天让中国知识界仰视的西方法制文明和民主体制。应该是中国的第六大发明。
制度改革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理论指导，但历史分析和实践探索更加重要。县制是中国创造的，我们与时俱进的深化县制改革，完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以至来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彰显的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自我创新能力。
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因为每一级地方行政层次有不同的管理职能，县一级是经济社会组织发展的核心，省级政府是理解贯彻国家意志，协调中央与地方和省辖内地方之间的利益。
相对于科举制度，县制才是中国的一项更巨大的制度发明。科举制度应该说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仍叫中国，没有加古字，而且正昂首步入现代文明。县乃国之本、郡县治，天下安（句中郡非秦时郡县之郡，而是唐时道、州下的郡，同县一样的地方行政建制），这是两千多年中国大一统国家治理的共识与原则。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对他们讲：只有县域经济，没有什么省域经济、市域经济之类。正因为如此，中央才反复强调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喀麦隆著名思想家伊彤加·曼格尔勒·丹尼尔有句名言：文化为体制之母。（伯姆·巴维克《政治经济学上历史方法与演绎方法的对立》（The Historical vs the Deductive Method in Political Economy），《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年鉴》（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第一期（1980），p267）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思考基辛格博士的这两句话：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
我只能这样回答：这说明目前我国行政体制建设还不科学不完善，地方行政层级职能不清，导致机构雷同，行政效率低下。孙中山先生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明确指出：县为自治之单位，省立于中央与县之间，以收联络之效。
如果县域经济观念成立，那么就有省域经济、市域经济以及镇域经济之类，如此，县域经济的概念还有什么意义。我赞同杨小凯先生的观点：没有后发优势，只有后发劣势，制度健全与先进才是国家竞争的根本优势。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5，p22-23） 2016-08-29于峻修堂书斋 （作者系嘉应学院县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客商研究所所长，经济学教授。机构设置也差不多一模一样，只不过行政级别不同而已，都是上面一级说了算。经常会有人对我讲：县域经济是个伪命题。要壮大县域经济，推动国民经济科学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是根本促进和保障，尤其县制
生产手机的技术壁垒尚且如此之高，如果是生产汽车呢？对那些高调宣布要跨界造车，并计划在2~3 年内就发布首款智能电动车型的互联网企业来说，我只能用无知者无畏来形容。自媒体走到现在，抛开那些玩票性质的不谈，真正想要获得稳定的读者群并实现持续盈利，就必须有持续更新的、高质量的、原创性的内容产出。
华为的赫赫业绩反衬出一些曾经风光无限的互联网手机公司如今的困局。第二，收购拥有专利的相关国际厂商。
其结果就是，小米的利润率不足2%，甚至低于中国制造业500 强的平均利润率，这对于一家互联网科技企业来说实在匪夷所思。这几乎是小米可以真正实现弯道超车的唯一方式。
当然，对于小米这样的后起之秀，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毕竟小米手握天量资本，钱多好办事。早在2014 年小米处于全盛时期时，我就批评指出，根本没有什么小米模式，如果非说有，那也只用一个词就可以概括——价格战。的确，互联网技术正在加速推动商业模式的改变，加上全球过剩资本疯狂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催生了新一轮的互联网创业大潮。二，2016 年一季度华为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将近60%，稳坐全球第三，直逼苹果、三星。
近期美的除了收购库卡，还花4.73 亿美元收购了东芝的家电业务，同时其他中国制造企业的海外收购也动作频频：富士康花35 亿美元买下夏普三分之二的股份。三，2016 年5 月华为起诉三星侵犯其知识产权，网友戏称华为用专利手撕三星，并由此发现华为在手机领域拥有的核心专利数量远超苹果、三星。
摘自郎咸平新书《郎咸平说：新经济没有颠覆什么》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 进入 郎咸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互联网经济 。超低利润率意味着只能依靠出货量的超高速增长才能维持，一旦规模扩张受阻，立马就会陷入困境，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
金融业的行业性质决定了它的高风险属性，因此金融业拼的不是你吸纳资金的规模，也不是贷款规模，而是放出去的贷款怎么收回来的问题，也就是风险控制，这才是你能否盈利的关键。你必须要问自己，与传统银行相比，你的风控好在哪里？这个问题如果回答不上来，到最后只能是死路一条。